泥或陶瓷塑造的襁褓婴儿形象，在古代文化遗物中尚属少见，历代典籍亦略无记述，对其历史源流、民俗功能等问题至今也少有人关注。本文试图借助有限的史料，结合宋金时期的社会背景与民俗生活，对其民俗功能进行一定的探讨。
一
为新生儿包裹襁褓，是我国一项极为普遍的育儿习俗。民间通常认为，襁褓不仅可以保暖，也可使婴儿有安全感而易于睡眠，还能避免腿骨畸形，保持身体的平直与健康。所以，作为一种多功能的理想育儿工具，襁褓被多数人所接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较为稳固的育儿风俗。
在我国，襁褓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即有“襁褓”见诸史册，如《列子·天瑞》载有孔子见荣启期的故事，其中有句为“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2] 襁褓，亦作襁、襁葆，通常指用以背负婴儿用的宽带和包裹婴儿的被子。因其与婴孩的关系甚为密切，以至于“襁褓”一词还被用于特指婴幼儿。《管子·五行第四十一》：“毋傅速，亡伤襁褓。”唐尹知章注：“襁褓之婴孩无得伤损也。”[3] 因而，在人们的心理与视觉习惯中，襁褓成了新生儿的一种象征或标志，并在古代的造型艺术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目前所见较早的襁褓婴儿造像出现在唐代。传为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描绘的是佛祖释迦牟尼降生后，其父净饭王和摩耶夫人抱着他去朝拜大自在天神庙时诸神向他礼拜的故事。在画面的后段，净饭王怀抱的婴儿（释迦牟尼）即是一清晰而完备的襁褓形象。尽管表现的是异域佛教题材，但人物相貌和服饰已经本土化，所以，这一襁褓造型当是唐代育儿风俗的典型再现。陶质的襁褓婴儿最早亦出现在唐代。1976年，陕西西安东郊的韩森寨唐墓出土一件仅长10厘米的模制襁褓婴儿。(图1)该婴儿头戴虎头风帽，脸庞丰圆，项戴饰圈，身体外裹襁褓，由肩至脚系有三条打蝴蝶结的布带，身体在襁褓中呈现出微微弯曲的“弓”状。该塑像底足较小，无法直立，尤适合平卧，与婴幼儿的身体特征相符。此两例襁褓虽一为图像一为实物，然而表现方法却如出一辙，均是除头部以外的各身体部分被包裹，且极为密实齐整。这与后世如宋金元时期的襁褓婴孩造型基本一致。
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的襁褓婴儿陶塑显然用于陪葬，属于丧葬用品。由于唐代襁褓婴儿塑像目前仅见此例，限于资料匮乏，无法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进入宋代，无论传世还是考古发掘，襁褓婴儿塑像的数量陡然增多。据笔者初略统计，仅博物馆（包括其他国家），以及见诸正规出版物的总量约在十件以上。至于私家藏品，数量当不在少数，然而由于缺乏可靠的考古发掘报告等资料信息，故不作为本文探讨的对象。从造型上看，宋代襁褓婴儿塑像在继承唐代式样之上又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做工更为精细，有些甚至模印出精美的花纹，似乎更具观赏和把玩的意味。如出土于隋唐大运河宿州段的红陶襁褓童子像（图2），不仅衣褶清晰可见，而且在包裹腿脚的部位刻画出类似花叶或云朵状的纹饰，恰如宋代王安石在《次韵酬宋六首·其六》中描述的那样：“衣冠偶坐论经术，襁褓当时刺绣文。”其二，婴孩不再被全身包裹，而是露出一只或一双胳臂在外面。如上例红陶襁褓童子像的右臂即置于襁褓之外，而且还被塑造成袒露右胸的形象，加之“嗔眉笑眼”的表情，令观者顿生怜爱之心。其三，襁褓婴儿塑像的空腔内置有小石子，摇晃时发出清脆的声音，应该属于当时的一种声响玩具。如《艺术奇葩 民俗载体—宋金瓷塑玩具》[4] 一文刊载的一件宋金素胎襁褓婴儿，传为淮北隋唐大运河沿岸区域出土，即为此类具有玩具功能的襁褓婴儿的典型。
尽管未见有宋墓出土襁褓婴儿塑像的考古资料，但前有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的实物，后有河北峰峰矿区出土的金泰和二年（1202）的红绿彩襁褓婴儿瓷塑，所以推测有宋一代也曾以襁褓婴儿塑像作为陪葬品，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从对出土或考古发掘资料的梳理来看，宋代襁褓婴儿塑像多发现于古城、大运河和古窑口遗址。如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襁褓婴儿塑像（图3），即出土于西安西大街宋代文化地层，同期出土的还有其他陶泥玩具，所以此件泥塑很可能属于当时都市里孩童的一种玩具。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出土于河南修武当阳峪窑的宋代襁褓婴儿陶模（图4），而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宋代白釉襁褓婴儿瓷塑，则出自河北观台磁州窑。此两例至少可以说明，在当时诸多窑口都在制作此类塑像。作为曾经连接南北的水路枢纽，隋唐大运河在唐宋漕运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其遗址也发现过大量陶瓷玩具，其中就包括襁褓婴儿塑像，这表明此类塑像曾随着宋代发达的商业与交通运输业而畅销南北。大约只有在市民经济与文化艺术极为繁荣的两宋社会，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
从以上分析来看，襁褓婴儿塑像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游戏娱乐功能，然而此时断言其为宋代民间玩具，似乎稍嫌仓促。但李嵩的《货郎图》却为之提供了一个更为有力的证明。据王连海先生《李嵩〈货郎图〉中的民间玩具》一文介绍，李嵩至少有4幅《货郎图》传世，文章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货郎图》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市担婴戏图》为主，简述其中的玩具。对于画中的泥玩具，作者描述为：“《货郎图》（图5）右侧货架的第三层近景，有两个向右倾斜的不倒翁，均呈娃娃状，仿佛一男一女。稍后是两个衣冠泥人。《市担婴戏图》左侧货架第五层可见类似情景。两图共有4个不倒翁、4个泥人。”[5] 笔者经过认真比对后，认为王先生判断的“不倒翁”一说似有不妥。一般而言，自然状态下的不倒翁应该是笔直竖立的状态，只有在外力作用下才会出现旋转或左右倾斜、摇摆的情况。然而《货郎图》中处于静止状态的“不倒翁”却呈现“向右倾斜”[6] 的姿势。尽管画中此物极为细小，但可以辨认的是，此对泥偶头部光圆且显得稍大，较符合婴儿的形体特征。事实上，这两个小偶也并非倾斜，而是处于斜卧或平躺的状态。而且人偶身体都呈现出“弓形”，与现存宋金襁褓婴儿塑像可卧不可站的特征一致。由此可断定，李嵩《货郎图》中的这两个人偶并非不倒翁，而是襁褓婴孩泥偶。
很显然，李嵩《货郎图》中出现的襁褓婴儿塑像属于民间玩具的范畴。原因很简单：其一，标示有“三百件”之多的《货郎图》，其所绘物品基本可以分为三类，即日常用具杂物、时蔬酒果和民间玩具。既然襁褓婴儿塑像不属于日常用具杂物和时蔬酒果之列，那就只能属于民间玩具。其二，襁褓婴儿塑像和一对可辨识的男女衣冠泥人并置于货架的同一层，说明两者属于同一类。对于货物冗杂、品种繁多的货郎而言，分门别类无疑是最有效的管理和销售方式，而对于生活在宋代且精于描绘货郎等风俗题材的李嵩而言，同样清楚诸类物品的性状与功用。所以，结合前文的分析，推断此间的襁褓婴儿塑像属于民间玩具，当是无疑了。
二
襁褓婴儿塑像出现在李嵩的《货郎图》中绝非偶然，他所记录或描述的应当是那个时代最普及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事物，诚如王连海先生所言：“（货郎图）一定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实写照，画中的情境则是南宋民俗风物的纪实。”[7]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由唐入宋，开始进入一个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关于宋代经济的发展，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8] 对此，《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梁录》等宋代文人笔记均有翔实而丰富的记载。经济的繁荣必定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加之赵宋王朝崇文偃武的政策，也使宋代的文化艺术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9] 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宋代的民俗艺术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民间玩具，如泥人、风筝、拨浪鼓和扑扑噔等，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品种多样，使得两宋成为我国民间美术发展历程中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通过梳理宋代的文人史料笔记不难看出，当时最为流行的玩具为“泥孩儿”与“磨喝乐”。“泥孩儿”是一种见诸于典籍的宋时玩具，顾名思义，当是对以婴孩为主的泥质人偶玩具的统称。宋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有一段描述：“承平时，鄜州（今陕西富县）田氏作泥孩儿名天下，态度无穷，虽京师工效之莫能及。一对至值十缣，一床至三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余，无绝大者。予家旧藏一对卧者，有小字云‘鄜田制’。邵兴初，避地东阳山中，归则亡之矣。”[10]金盈之在《醉翁谈录》中也说：“京师是日多博泥孩儿，端正细腻，京语谓之摩罗。”[11] 所以，襁褓婴孩之类的泥塑当归为宋代泥孩儿玩具之列。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宋代的泥孩儿多以成对的形式出售或收藏，如上文提到的陆游旧藏，即是一对卧着的泥孩儿。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李嵩《货郎图》中的襁褓婴孩塑像也是以成对和卧姿的形式出现，比对来看，两者或为一类，亦即陆游家藏的泥孩儿很可能就是襁褓状婴孩泥玩具。
宋代泥孩儿并非属于单纯的民间玩具，它还具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民俗功能——“宜男”。如流行于宋元之际的“磨喝乐”[12]，其基本形象为一个穿乾红背心、系轻纱裙子，且手执荷叶或荷花的泥娃娃。这种玩具多在在“七夕”节前大量上市，其用途一为“乞巧”，另一为“宜男”，即祈生男孩。薛能在《三体诗语》中引《唐岁时纪事》说：“七夕，俗以蜡作婴儿形，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宜子之祥，谓之化生。本出西域，谓之摩罗。”宋承唐制，只是以泥替代了蜡，但磨喝乐同样具有“宜男”的寓意。又如南宋诗人许《泥孩儿》：“牧渎一块泥，装塑恣华侈。所恨肌体微，金珠载不起。双罩红纱厨，娇立瓶花底。少妇初尝酸，一玩一欢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此诗把一位少妇通过耍玩泥孩儿向观音菩萨求子的情状描述得惟妙惟肖。同样，作为当时泥玩具之一的襁褓婴孩像，也应该具有这种功能。而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束着蝴蝶结的襁褓无疑是以一种典型的装扮来标志“子”和寓意新生命。所以，此类泥孩儿很可能曾作为被膜拜的偶像，而具有了“宜男”的民俗功用。
三
事实上，和赵宋并立的金朝，也出产襁褓婴孩塑像。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这种襁褓婴孩既有白釉黑彩的，如河北观台磁州窑出土的襁褓婴儿塑像[13]，也有绿釉的，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来自中国河南的绿釉襁褓婴孩陶像，还有红绿彩类型的塑像。其中尤以红绿彩襁褓婴孩像数量最多，也最具时代特征。红绿彩瓷是在烧成的白釉器上，以红、绿、黄等彩绘并以黑彩勾绘，后入窑低温烧造而成的釉上彩瓷。一般认为，宋代是红绿彩的初创阶段，而金代是其繁荣发展期，元以后逐渐衰落。据目前所知，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所藏的红绿彩襁褓婴孩塑像，均被定为金代遗物，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金代红绿彩襁褓俑，以及法国集美博物馆所藏的金代磁州窑的红绿彩襁褓婴儿塑像等，这些例证均为红绿彩盛期的遗物，昭示襁褓婴儿塑像在金代仍然是一个普遍的存在，也表明处于金统治区的中原地区依然在沿袭宋代的文化艺术与民俗传统。
如同唐朝一样，金代也有一例出土于墓葬的襁褓婴孩塑像。1989年5月，河北峰峰矿区文保所发掘了一座金代泰和二年（12 0 2）的墓葬[14 ]，出土5件红绿彩童子俑，其中一件即为襁褓俑（图6）。该俑为男婴，呈仰卧状，头顶留“鹁角”，颈佩金黄色如意形项饰。右手握拳，左手置于腹部。前身腰腹部系有黄、褐、绿色三条宽带，在腹前结成蝴蝶结。另在膝下亦有一蝴蝶结。该童子塑像双腿上曲，身躯呈现弯曲的“弓”状。这一襁褓的形体长达33厘米，而且出土于墓葬之中，其应该是随葬用的明器类制品。据考古报告称，墓主是一位叫做“崔仙奴”的女性，那么作为陪葬品的襁褓婴儿像，很可能同样具有“宜男”的民俗功能。宋金时期，家庭无嗣而祈祷于神灵是一件极为普遍的民俗信仰，就连皇帝也不例外。《金史》卷六十四《后妃传下》载：“钦怀后及妃姬尝有子，或二三岁或数月辄夭。承安五年（1200），帝以继嗣未立，祷祀太庙、山林。……泰和二年（1202）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邻，群臣上表称贺。”[15] 这些信仰与习俗的存在，为以襁褓婴孩为代表的民俗玩具提供了产生和发展的契机。
四
关于宋金时期的襁褓婴孩塑像，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稍加辨析。有学者认为[16]，本文所论述的对象，并非襁褓婴孩，而是穿着“辫线衣”的孩童，并引宋彭大雅《黑鞑史略》为证。事实上，这里所说的“黑鞑”指的是蒙古，与宋金略无关系。因而据之断言该装束为“辫线衣”，而不属襁褓，似乎不妥。通过上文梳理不难发现，襁褓婴孩塑像由唐至宋金的发展，具有十分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明显的承传关系，因而只能属于襁褓造型而不会有其他种可能存在。另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是，唐宋时期的襁褓婴孩像几乎都是包裹得极为严密的“襁褓”造型，所以涉及不到服饰问题。只是金代的遗物开始出现暴露腿脚的情况，如上文提到的泰和二年的红绿彩襁褓童子。但同样作为金代的红绿彩实物，却也有包裹得十分完好的襁褓，如现藏于史密斯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红绿彩襁褓俑（图7）。另一件金代塑像，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深圳望野博物馆藏有一件金代的红绿彩哺乳偶（图8），从妇人怀中的婴孩身上可见极为简洁而明确的襁褓装束。所以，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襁褓造型从唐宋时的精细严谨，发展到金代时开始以简练概括的手法标志对象。同时，在暴露出的身体部位添绘以华丽的服装和配饰，不仅使得此期的襁褓婴孩更具时代特点，也因丰富了视觉的审美而增添了世俗的情调。
经梳理可知，襁褓婴孩塑像始于唐而盛行于宋金，之后少有实物见诸报道。其存在的时间与磨喝乐大体相当，而它所具有的“宜男”与玩具的功用也与磨喝乐相仿。这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基于两宋发达的市民经济与民俗文化这一共有的社会背景，其中最为直接的关联，则是两宋盛行的祈子与育儿民俗。“在宋代，婴儿的夭折率相当高。据统计，宋代皇帝除度宗二子死于战乱外，共有子女182人，其中夭亡者82人，约占一半。皇室尚且如此，民间的情形可想而知。因此，宋代民间的生育礼俗相当丰富。”[17] 民间习俗与信仰文化既是玩具产生的温床，又是促其发展演变的决定力量，襁褓婴孩塑像也不例外。尽管襁褓婴孩塑像的称谓还有待商榷，但作为一种真实的物质存在，曾在宋金时代的民俗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本文写于小女若襄降诞百日之际，是以贺。）
注释：
[1]在国内博物馆藏品的著录中，多以“襁褓俑”或“仰卧俑”名之，然而“俑”字似乎把此类物品的用途限定于陪葬的明器，但其功能又远非于此，故本文暂定为“襁褓婴孩塑像”。
[2]景中译注《列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页。
[3]谢浩范、朱迎平译注《管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
[4]见王少石《艺术奇葩 民俗载体——宋金瓷塑玩具》，《收藏家》2012年第3期，第63页。
[5]参见王连海《李嵩〈货郎图〉中的民间玩具》，《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37—41页。
[6]原图为向左倾斜，此处疑为作者笔误。[7]同5。
[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吴象婴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9]参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7页。
[10]（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第58—59页。
[11]（宋）金盈之《醉翁谈录》卷四，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66册，第204页。
[12]参见王连海《中国民间玩具简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5页。
[13]叶民主编《中国磁州窑》，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99页。
[14]秦大树等《河北峰峰矿区出土的两批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年第10期，第30—35页。
[15]（元）脱脱等撰《金史》第五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28页。
[16]参见魏跃进《宋代陶模》，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17]刘黎明《宋代民间巫术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64页。